（一）鲁班与李老君讲和
传说鲁班和李老君是木匠和铁匠的祖师爷。两个人的本领都很高超，各自都有绝招。 鲁班带着徒弟到处去修房盖犀飞修桥造船厂从不用李若君造出的刀飞斧、锯，全靠自己的本事：砍树用手，改木料就用墨线弹，刨柱头就用竹圈圈刮。
李老君也不跟鲁班交往：烧火不用风箱用嘴吹，打铁不用铁礅用膝盖头做矽子。
一天，老君出门有事，遇到一个鲁班的木匠徒弟拿着墨头下山沟去打水。老君笑着说：“你这个小师傅，那么远去打水，不如在路上屙点尿在墨斗头。耍黑了再回去，你师傅咋个晓得!”
这个徒弟听了觉得有理，天天去弄远打水实在太苦，不如照这老人说的办，回去看他们晓不晓得。
这徒弟回去把墨斗交给师兄，师兄不晓得是尿，拿来就改树子。墨线一弹，树子没改开，反而把墨线夹在树中间。师兄急忙找师傅鲁班，鲁班晓得是老君捣了鬼，只好说：“改不开，算了。”
鲁班想报复李老君一回。有一天，鲁班趁老君不在，来到铁匠铺头，看到老君的徒弟正把烧红的铁放到膝盖头上捶，就说： “这位小师傅，你不怕膝盖烧烂吗?”那徒弟回答： “这铁打久了，膝盖头只是痛，烂倒烂不了。”等那徒弟把铁往里一放，鲁班说声： “我来给你吹火！”一吹，火就熄了，任凭那徒弟咋个用嘴吹，炉里头的火也烧不起来了。从此老君的火不用风箱就熊不起来了。
后来，鲁班和李老君都有了难处，两人只好讲和。鲁班改木头用上了锯子，李老君打铁也用上了风箱。
（二）鳌鱼衔梁
有个掌墨师的手艺很高，眼力很强，下料时，不用尺子量，只消看一眼儿，拿到锯子就锯。锯下来，不差一分一厘。
有次，他给人修一座大房子，下料都是看一眼就开锯，每根料锯来都恰恰对头，投的榫一丝不差。有个伙计见掌墨师有这样好的手艺，心头不安逸他，趁他不注意，把正梁锯短了一截。这根梁是黄荆树的，世上难找，短了一截咋个办?赔也赔不起，他非常焦急。
有天，掌墨师满怀忧虑去赶场，埋起脑壳正朝前走，一下撞到了一个老头儿。老头儿冒了： “你这个人才怪哩，路都走不来!”掌墨师连忙赔礼说：“对不起，老大爷!我头有事，没留神，望你老别见气。”老头儿没冒火了，问：“你有啥心事，可不可以说出来听听?”掌墨师就把焦愁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老头听了微微一笑，说：“光着急也不行啦，多动脑筋，办法总会有的。”
掌墨师和老头儿说得投机了，两人就去喝单碗。掌墨师叫了几个菜，本来已够下酒了，老头儿偏偏又叫了两个子鱼，两个盘子各装一个。鱼比盘子大，鱼头鱼尾都伸出了盘子。鱼一上桌，老头儿把两盘鱼摆开，鱼头向着鱼头，中间隔了一定距离。这时，老头儿又将一支筷子架空放在两个的嘴巴里，一个鱼衔着筷子的这头，一个鱼衔着筷子的靴头。掌墨师看了恍然大悟，高兴地跳起来：“啊！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再看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他明白了，那老头儿就是鲁班仙师。
掌墨师回来，就用木头做了两个大鳌鱼。两个鱼衔着梁的两头，那本来短了一截的黄荆正梁，上上去就刚刚合适。
从此以后，很多人修房子，特别是修大庙殿堂，都要做“鳌鱼衔梁”了。
（三）老王
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还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