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周晔

伯父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以为伯父就是伯父,跟任何人的伯父一样。伯父去世了,他的遗体躺在万国殡仪馆的礼堂里,许多人都来追悼他,向他致敬,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送挽联花圈的有工人,有学生,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那时候我有点儿惊异了,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就在伯父逝世那一年的正月里,有一天,是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妈妈带我到伯父家里去。那时候每到周末,我们姐妹三个轮流跟着爸爸妈妈到伯父家去团聚。这一天在晚餐桌上,伯父跟我谈起《水浒传》里的故事和人物。不知道伯父怎么会知道我读了《水浒传》,大概是爸爸告诉他的吧。老实说,我读《水浒传》不过囫囵吞枣地看一遍,只注意紧张动人的情节;那些好汉的个性,那些复杂的内容,全搞不清楚,有时候还这个人做的事情安在那个人身上。伯父问我的时候,我就张冠李戴地乱说一气。伯父摸着胡子,笑了笑,说:“哈哈!还是我的记性好。”听了伯父这句话,我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从此,我读什么书都不再马马虎虎了。

那天临走的时候,伯父送我两本书,一本是《表》,一本是《小约翰》。伯父已经去世多年了,这两本书我还保存着。

有一次,在伯父家里,大伙儿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我望望爸爸的鼻子,又望望伯父的鼻子,对他说:“大伯,您跟爸爸哪儿都像,就是有一点不像”。

“哪一点不像呢?”伯父转过头来,微笑着问我。他嘴里嚼着,嘴唇上的胡子跟着一动一动的。

“爸爸的鼻子又高又直,您的呢,又扁又平。”我望了他们半天才说。

“你不知道,”伯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笑着说,“我小的时候,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也是又高又直的。”

“那怎么——”

“可是到了后来,碰了几次壁,把鼻子碰扁了。”

“碰壁?”我说,“您怎么会碰壁呢?是不是您走路不小心?”

“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哦!”我恍然大悟,“墙壁当然比鼻子硬得多了,怪不得您把鼻子碰扁了。”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黄昏时候,呼呼的北风怒号着,天色十分阴暗。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到伯父家去。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

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上淌了一摊血。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怎么了?”爸爸问他。

“先生,”他那灰白的抽动着的嘴唇里发出低微的声音,“没留心,踩在碎玻璃上,玻璃片插进脚底了。疼得厉害,回不了家啦!”

爸爸跑到伯父家里,不一会儿,就跟伯父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

拉车的感激地说:“我家离这儿不远,这就可以支持着回去了。两位好心的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

伯父又掏出一些钱来给他,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

天黑了,路灯发出微弱的光。我站在伯父家门口看着他们,突然感到深深的寒意,摸摸自己的鼻尖,冷得像冰,脚和手也有些麻木了。我想,这么冷的天,那个拉车的怎么能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呢?

伯父和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伯父的回答我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话很深奥,不容易懂。我抬起头来,要求他给我详细地解说。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他变得那么严肃。他没有回答我,只把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半天没动,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伯父逝世以后,我见到他家的女佣阿三。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她丈夫失了业,她愁得两只眼睛起了蒙,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像隔着雾。她跟我谈起伯父生前的事情。她说:“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受。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也不在乎,倒常常劝我多休息,不叫我干重活儿。”

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

骄傲吧,祖国

金庆民

198811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参加了“中美联合南极登山科学考察队”,到南极腹地文森峰进行科学考察。

文森峰,没有人烟,没有生命,人称“死亡地带”。那里山势险峻,海拔高度为5140米。即使夏季,气温都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因而终年被冰雪覆盖。在地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它是一块处女地。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位女性踏上过这块土地。作为一名中国女科学家第一个涉足这个死亡地带,我感到十分自豪。

我们飞行了11个小时,穿越了多风暴多冰雪的多伦斯海峡,横穿气候变化无常的南极半岛。最后,飞机在登山大本营降落。走出机舱,美国队员的大胡子上一下子全都挂满了冰花,像一个个圣诞老人。我们住的帐篷四壁挂满了冰霜,鸭绒被、羽绒服上都结了冰。一杯咖啡,喝不到一半就结成了冰,稍不留意,舌头就会粘在勺子上,被扯掉一块皮。巧克力、压缩饼干冻得像鹅卵石一样坚硬,难以入口。

1128日,我们把食物和科学考察的物资、设备装在雪橇上,朝1号营地进军。从大本营到1号营地,相距7.5千米,上升高度为3干米,要爬两个长长的冰坡。经暴风雪席卷过的冰原,裂缝密布,我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身背二三十千克重的登山装备,脚穿四千克重的登山靴,在光滑而坚硬的冰坡上爬行,两个脚脖子红肿成大圆团,挪一步都钻心地疼。我咬紧牙关,奋力攀登。

刚到1号营地,天气突然变了脸。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快,快砌雪墙,要不帐篷会被掀跑的。”队长喊着,带领大家,飞快地把冰锯成一块块冰砖,用它们把帐篷围了一圈,像是砌了一座水晶宫殿。修好了自己的“宫殿”,队员们又去帮美国队员搭帐篷。

南极的好天气是极珍贵的。资料表明,只有在11月底到12月初的这几天里,才有可能进入文森峰区。登山队员必须抓紧时间。为此,在进入南极腹地的笫三天,我和两名中国战友分开了,他们与美国战友去攀登文森峰,我将独自一人留下来在一望无边的冰雪世界进行为期4天的科学考察。

我干了27年的地质,也跑了27年的野外,从来也没一个人单独留在野外。为了采集样品,我必须去攀登那险峻的冰山,去探索地球最南端地质的奥秘。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地奋斗,永不停息地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去攀登一个又一个新高度,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事业与我同在,亲人与我同在,祖国人民与我同在!我,并不孤单。

与战友分开的第四天,我在一道山脊上,发现有铁矿露头。为了追索铁矿带,我沿着陡峭的山脊行走,仔细地做了地质考察。这是一个20千米长、200米厚的含铁岩系!我欣喜若狂,中国人在南极发现铁矿了!我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矿体上,对着冰原,大声呼喊:

“祖国啊,为你的女儿骄傲吧!”

考察完铁矿,我背着沉甸甸的矿石标本,兴奋地返回营地。此时,已是夜里11点了。从早上10点出发,整整13个小时,我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进一口食。我艰难地顺着冰坡往下移动,多次从陡崖上摔下来,手被坚硬的岩石划出一道道血口。突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冰裂缝。我拼命用冰镐扒住冰块,用力向上,我要活下去!我要把我的发现奉献给我的祖国!幸好,冰裂缝只有40多厘米宽,背着背包的上身卡在了上面。

123日凌晨2时,我终于临近营地。我发现营地那边有两个红点,明白是战友们回来了。我使劲地喊:“你们登顶没有?”“5点零2分登上高峰!”队友小李大声回答我。我也告诉他们:“我发现了大铁矿。”我们三个在冰原上汇合,激动地抱成一团,高呼:“祖国万岁!”

江 姐

罗广斌 杨益言

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守望在牢门边的人们清楚地看见,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急速地向渣滓洞开来。特务说要把江姐和另一批同志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时,江姐正伏在桌上草拟一份学习讨论提纲。听见叫她的名字,江姐不慌不忙地把未写完的讨论提纲塞在另一个同志的床铺下面,随即起身,拿起梳子对着墙上那面破镜,像平常一样梳着她的黑发。

同牢房的人听说江姐要转移,心里很难过,都跑过来围着江姐,忙着帮她收拾行李。但一看到她那样平静的表情,大家都不安起来。

江姐梳好了头,从枕头下面取出了她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被捕时穿的阴丹士林布旗袍,脱下了打着“x”号的囚服。

蓝色的旗袍外面套着一件玫瑰色的短毛线衣。江姐习惯地用手拍拍身上的灰尘,再理着旗袍上的折痕,然后弯下身子擦去皮鞋上的泥污。她又在镜子面前看了一下,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像要去赴什么隆重的典礼似的。

特务在门外不停地催促,江姐准备告别女室的同志。

“江姐,你的换洗衣服……”一个女同志把江姐的衣服、毛巾、牙刷收拾在一个小布包里。

江姐轻轻地接过布包来,看了一眼,又递还给那位女同志。

“留给大家吧。看见这些东西,就等于看见我一样。”

布包落在地上。同牢房的人忍不住眼泪,哭了起来。

这时,从走廊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成群的男同志,戴着手铐,从牢房里从容地走出来,一路上和每一间牢房里伸出来的手紧握着告别。江姐抬起头来,像对自己,也像对着大家说:

“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

江姐讲完以后,大步向牢门走去。她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回头把室内看了一眼。熟悉的八张双层铺,一张小条桌,墙上的破镜……

“同志们,永别了!”

“江姐!江——姐——”人们像猛地醒过来似的,红肿着眼睛,从签子门缝中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江姐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挺立在囚车上面,像迎接庄严的战斗,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看,他们的脸上充满着胜利的欢笑,洋溢着圣洁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