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周晔
伯父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根本不知道鲁迅是谁，以为伯父就是伯父，跟任何人的伯父一样。伯父去世了，他的遗体躺在万国殡仪馆的礼堂里，许多人都来追悼他，向他致敬，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数不清的挽联挂满了墙壁，大大小小的花圈堆满了整间屋子。送挽联花圈的有工人，有学生，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那时候我有点儿惊异了，为什么伯父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我呆呆地望着来来往往吊唁的人，想到我永远见不到伯父的面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也得不到他的爱抚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
就在伯父逝世那一年的正月里，有一天，是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妈妈带我到伯父家里去。那时候每到周末，我们姐妹三个轮流跟着爸爸妈妈到伯父家去团聚。这一天在晚餐桌上，伯父跟我谈起《水浒传》里的故事和人物。不知道伯父怎么会知道我读了《水浒传》，大概是爸爸告诉他的吧。老实说，我读《水浒传》不过囫囵吞枣地看一遍，只注意紧张动人的情节；那些好汉的个性，那些复杂的内容，全搞不清楚，有时候还这个人做的事情安在那个人身上。伯父问我的时候，我就张冠李戴地乱说一气。伯父摸着胡子，笑了笑，说：“哈哈！还是我的记性好。”听了伯父这句话，我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从此，我读什么书都不再马马虎虎了。
那天临走的时候，伯父送我两本书，一本是《表》，一本是《小约翰》。伯父已经去世多年了，这两本书我还保存着。
有一次，在伯父家里，大伙儿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我望望爸爸的鼻子，又望望伯父的鼻子，对他说：“大伯，您跟爸爸哪儿都像，就是有一点不像”。
“哪一点不像呢？”伯父转过头来，微笑着问我。他嘴里嚼着，嘴唇上的胡子跟着一动一动的。
“爸爸的鼻子又高又直，您的呢，又扁又平。”我望了他们半天才说。
“你不知道，”伯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笑着说，“我小的时候，鼻子跟你爸爸的一样，也是又高又直的。”
“那怎么——”
“可是到了后来，碰了几次壁，把鼻子碰扁了。”
“碰壁？”我说，“您怎么会碰壁呢？是不是您走路不小心？”
“你想，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哦！”我恍然大悟，“墙壁当然比鼻子硬得多了，怪不得您把鼻子碰扁了。”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黄昏时候，呼呼的北风怒号着，天色十分阴暗。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到伯父家去。走到离伯父家门口不远的地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坐在地上呻吟，车子扔在一边。
我们走过去，看见他两只手捧着脚，脚上没穿鞋，地上淌了一摊血。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饱经风霜的脸上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怎么了？”爸爸问他。
“先生，”他那灰白的抽动着的嘴唇里发出低微的声音，“没留心，踩在碎玻璃上，玻璃片插进脚底了。疼得厉害，回不了家啦！”
爸爸跑到伯父家里，不一会儿，就跟伯父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
拉车的感激地说：“我家离这儿不远，这就可以支持着回去了。两位好心的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们！”
伯父又掏出一些钱来给他，叫他在家里休养几天，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他。
天黑了，路灯发出微弱的光。我站在伯父家门口看着他们，突然感到深深的寒意，摸摸自己的鼻尖，冷得像冰，脚和手也有些麻木了。我想，这么冷的天，那个拉车的怎么能光着脚拉着车在路上跑呢？
伯父和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伯父的回答我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话很深奥，不容易懂。我抬起头来，要求他给我详细地解说。这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而且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脸上不再有那种慈祥的愉快的表情了，他变得那么严肃。他没有回答我，只把枯瘦的手按在我的头上，半天没动，最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伯父逝世以后，我见到他家的女佣阿三。阿三是个工人的妻子，她丈夫失了业，她愁得两只眼睛起了蒙，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就像隔着雾。她跟我谈起伯父生前的事情。她说：“周先生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还三更半夜地写文章。有时候我听着他一阵阵接连不断地咳嗽，真替他难受。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儿也不在乎，倒常常劝我多休息，不叫我干重活儿。”
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
骄傲吧，祖国
金庆民
1988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参加了“中美联合南极登山科学考察队”，到南极腹地文森峰进行科学考察。
文森峰，没有人烟，没有生命，人称“死亡地带”。那里山势险峻，海拔高度为5140米。即使夏季，气温都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因而终年被冰雪覆盖。在地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它是一块处女地。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位女性踏上过这块土地。作为一名中国女科学家第一个涉足这个死亡地带，我感到十分自豪。
我们飞行了11个小时，穿越了多风暴多冰雪的多伦斯海峡，横穿气候变化无常的南极半岛。最后，飞机在登山大本营降落。走出机舱，美国队员的大胡子上一下子全都挂满了冰花，像一个个圣诞老人。我们住的帐篷四壁挂满了冰霜，鸭绒被、羽绒服上都结了冰。一杯咖啡，喝不到一半就结成了冰，稍不留意，舌头就会粘在勺子上，被扯掉一块皮。巧克力、压缩饼干冻得像鹅卵石一样坚硬，难以入口。
11月28日，我们把食物和科学考察的物资、设备装在雪橇上，朝1号营地进军。从大本营到1号营地，相距7.5千米，上升高度为3干米，要爬两个长长的冰坡。经暴风雪席卷过的冰原，裂缝密布，我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身背二三十千克重的登山装备，脚穿四千克重的登山靴，在光滑而坚硬的冰坡上爬行，两个脚脖子红肿成大圆团，挪一步都钻心地疼。我咬紧牙关，奋力攀登。
刚到1号营地，天气突然变了脸。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快，快砌雪墙，要不帐篷会被掀跑的。”队长喊着，带领大家，飞快地把冰锯成一块块冰砖，用它们把帐篷围了一圈，像是砌了一座水晶宫殿。修好了自己的“宫殿”，队员们又去帮美国队员搭帐篷。
南极的好天气是极珍贵的。资料表明，只有在11月底到12月初的这几天里，才有可能进入文森峰区。登山队员必须抓紧时间。为此，在进入南极腹地的笫三天，我和两名中国战友分开了，他们与美国战友去攀登文森峰，我将独自一人留下来在一望无边的冰雪世界进行为期4天的科学考察。
我干了27年的地质，也跑了27年的野外，从来也没一个人单独留在野外。为了采集样品，我必须去攀登那险峻的冰山，去探索地球最南端地质的奥秘。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地奋斗，永不停息地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去攀登一个又一个新高度，难道不是最大的幸福吗？事业与我同在，亲人与我同在，祖国人民与我同在！我，并不孤单。
与战友分开的第四天，我在一道山脊上，发现有铁矿露头。为了追索铁矿带，我沿着陡峭的山脊行走，仔细地做了地质考察。这是一个20千米长、200米厚的含铁岩系！我欣喜若狂，中国人在南极发现铁矿了！我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矿体上，对着冰原，大声呼喊：
“祖国啊，为你的女儿骄傲吧！”
考察完铁矿，我背着沉甸甸的矿石标本，兴奋地返回营地。此时，已是夜里11点了。从早上10点出发，整整13个小时，我没有喝一口水，没有进一口食。我艰难地顺着冰坡往下移动，多次从陡崖上摔下来，手被坚硬的岩石划出一道道血口。突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冰裂缝。我拼命用冰镐扒住冰块，用力向上，我要活下去！我要把我的发现奉献给我的祖国！幸好，冰裂缝只有40多厘米宽，背着背包的上身卡在了上面。
12月3日凌晨2时，我终于临近营地。我发现营地那边有两个红点，明白是战友们回来了。我使劲地喊：“你们登顶没有？”“5点零2分登上高峰！”队友小李大声回答我。我也告诉他们：“我发现了大铁矿。”我们三个在冰原上汇合，激动地抱成一团，高呼：“祖国万岁！”
江 姐
罗广斌 杨益言
那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日子。守望在牢门边的人们清楚地看见，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急速地向渣滓洞开来。特务说要把江姐和另一批同志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时，江姐正伏在桌上草拟一份学习讨论提纲。听见叫她的名字，江姐不慌不忙地把未写完的讨论提纲塞在另一个同志的床铺下面，随即起身，拿起梳子对着墙上那面破镜，像平常一样梳着她的黑发。
同牢房的人听说江姐要转移，心里很难过，都跑过来围着江姐，忙着帮她收拾行李。但一看到她那样平静的表情，大家都不安起来。
江姐梳好了头，从枕头下面取出了她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被捕时穿的阴丹士林布旗袍，脱下了打着“x”号的囚服。
蓝色的旗袍外面套着一件玫瑰色的短毛线衣。江姐习惯地用手拍拍身上的灰尘，再理着旗袍上的折痕，然后弯下身子擦去皮鞋上的泥污。她又在镜子面前看了一下，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像要去赴什么隆重的典礼似的。
特务在门外不停地催促，江姐准备告别女室的同志。
“江姐，你的换洗衣服……”一个女同志把江姐的衣服、毛巾、牙刷收拾在一个小布包里。
江姐轻轻地接过布包来，看了一眼，又递还给那位女同志。
“留给大家吧。看见这些东西，就等于看见我一样。”
布包落在地上。同牢房的人忍不住眼泪，哭了起来。
这时，从走廊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成群的男同志，戴着手铐，从牢房里从容地走出来，一路上和每一间牢房里伸出来的手紧握着告别。江姐抬起头来，像对自己，也像对着大家说：
“要勇敢一些！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的时候，都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
江姐讲完以后，大步向牢门走去。她走到门口停了下来，回头把室内看了一眼。熟悉的八张双层铺，一张小条桌，墙上的破镜……
“同志们，永别了！”
“江姐！江——姐——”人们像猛地醒过来似的，红肿着眼睛，从签子门缝中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江姐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挺立在囚车上面，像迎接庄严的战斗，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看，他们的脸上充满着胜利的欢笑，洋溢着圣洁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