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
佚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爷爷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改良的水稻，人称“东方魔稻”，比常规水稻增产20%以上。
一
袁隆平爷爷出生在大城市，怎么会去学农、研究水稻呢？他选择这个艰苦的专业，是因为两件事激励了他。
6岁时，他到武汉郊区的一个园艺场郊游。啊，多漂亮的花儿，多诱人的水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缠着园丁问这问那，对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好多人没有饭吃。袁隆平下定决心要在农业科学上有所作为。“让所有的人不再挨饿”成为他终身追求的目标。
二
为了改良水稻品种，使粮食高产，他处处留心。一次，他发现一株稻穗上竟结了蚕六七十粒大谷子。要是稻子都像这么大、这么多，该多好啊！他把这些谷子种到田里，可惜长出的稻谷还是又少又小。他不甘心，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就一定可以靠人工培育出杂交稻。
他一片田、一株稻地去寻找可以用来杂交的稻穗，最后终于从14000株稻穗中找到了6株。他用这些种子培育出了大量的杂交水稻，并在大范围推广。在水稻生长期里，袁隆平爷爷几乎天天泡在稻田里，所以有人说他“比农民更像农民”。
三
袁爷爷虽然整天同水稻打交道,但他的业余爱好也非常广泛。他喜欢音乐，听到好听的歌，便和着唱，有时还拉拉小提琴。游泳是他的强项，许多年轻人都不敢和他比赛。他钟爱摩托车，有时还下下象棋、打打牌，让大脑轻松轻松……
袁隆平爷爷是个大科学家，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钱 学 森
1955年10月1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后赴美留学，师从美国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成为冯·卡门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当时，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了。这一年的中秋之夜，钱学森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他们一边赏月，一边倾诉思乡情怀。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这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谈论着祖国的美好前景，感到格外兴奋。
此刻，钱学森埋藏心底很久的愿望越发强烈起来：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留学生中有人劝道：“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钱学森诚恳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大家——祖国的儿女们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的。”
听说钱学森准备回国，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决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给家乡孩子的信
亲爱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写信给我，一大堆信！我数了数，一共40封，好像你们都站在我面前，争先恐后，讲个不停，好不热闹！家乡的孩子们，感谢你们给我这个老人带来温暖。
我有病，写字困难，提着笔的手不听指挥，不要说给每个同学写一封回信，或者像五年级郭小娟同学所要的那样一小段话，就只给你们大家回一封信也十分吃力，有时候一枝笔在我的手里有千斤重。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使家乡的孩子们失望，我终于拿起了笔。请原谅，我今年不能回家乡，并不是不愿意看望你们，正相反，我多么想看见你们天真的笑脸，多么想听见你们歌唱般的话语，但是，我没有体力和精力支持这样一次长途的旅行。那么，就让这封信代替我同你们见面吧。
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87岁，今天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我在回答和平街小学同学们的信中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有人问我生命开花结果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就是要给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添上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我和别人一样，也希望看到自己的生命开花。但是我不可能再活一次。过去我浪费了不少的光阴，现在我快走到路的尽头，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十分珍惜这有限的一分一秒。
亲爱的家乡的孩子们，我真羡慕你们。你们前面有无比宽广的道路，你们心里有那么美好的事物，爱惜你们可以使用的宝贵时间，好好地学习吧，希望在你们身上。
我真诚地祝福你们。
巴 金 1991年5月15日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5年7月的一天，在解放军三○一医院的走廊上，国防部长张爱萍正焦急地等待医院的化验结果。几天前，他的亲密战友、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被诊断为癌症。他多么希望这只是误诊哪！
几分钟后，化验结果再一次击碎了他和人们的美好愿望。张爱萍握着化验单的手颤抖了，他走到邓稼先的床前，难过地问：“老邓，有什么要求吗？请尽管提出来。”
邓稼先微笑着说：“没有。组织上不要再为我麻烦了，也不要给国家再浪费了。”
在场的人都哭了。邓稼先却平静地对妻子说：“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只是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三个月后，北京红叶正浓，到处是秋天的景色，到处洋溢着国庆的欢乐气氛。邓稼先被深深地感染了，对警卫员说：“走，去看看北京。”
他们悄悄溜出了医院，伴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邓稼先身上挂着导尿瓶，穿着土里土气，不时亲热地向陌生人微笑。拥挤的车厢内，谁能知道这位瘦削、虚弱的老人就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哇！
久违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在他们面前出现了。邓稼先显得异常兴奋。他走走停停，一切都那么让他陶醉，让他迷恋，也不由得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1950年6月，他与“留美科协”总会的人们聚集在邓肯湖畔，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畅谈对新中国的向往。
两个月后，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六岁。
取得学位的第九天，他就踏上了回国的路程。那一次，他只带了两样礼物：几双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和满脑袋的关于原子核的知识。一件是要送给他朝思暮想的父亲，另一件准备送给他日夜思念的祖国。
八年后，他真的用上这些知识——研究原子弹。从那时起，他告别了妻儿，离开了温暖的家。为坚守国家的保密制度，他不能同亲人通电话，也不能写信。相濡以沫的妻子不知道他的实际工作内容，只是隐隐感到丈夫在干一项惊天动地的事业；慈爱的母亲不知道他的真实去向，只知道儿子是在尽忠报国。
那是建国后中国最为困难的一段历史时期。全国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公开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领头人，他多次向同志们表示：
研制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国外对我们封锁，专家也撤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还要吃苦担风险。但是，我们为这个事业献身是值得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罗布泊腾空升起了一朵蘑菇云，全世界都为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所震惊。此后，他又马上投入到氢弹的艰难研制工作中去了。
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往事仿佛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还是那么新鲜，那么让他激动不已。望着共和国的旗帜在祖国蔚蓝色的天空高高飘扬，他的胸膛涌动着强烈的自豪感。
但是癌症扩散的阴影，又将他拉回到现实中。他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来天安门，最后一次向共和国国旗告别了。
警卫员心疼地问他：“您……能行吗？”
邓稼先点点头，说：“怎么不行？你不知道今天是国庆节？”
说完，邓稼先从远到近，从东到西，围着那杆国旗奔跑起来。那种喜悦之情，真像孩童一般。他轻声低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举手致意，把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全部交给国旗。这是一颗科学家的心，永远鲜红，永远跳动。啊，国旗，这是他的心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