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就是阵地
佚名
1939年春，齐会战斗打响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刚到齐会镇就挨了当头一棒，被我军消灭了500多人。
敌人不断反扑，战斗非常激烈。我军的伤员陆续从火线上抬下来。在离火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已经两天两夜没休息了，眼球上布满了血丝。突然，几发炮弹落在小庙前的空地上。硝烟滚滚，弹片纷飞，小庙被烟雾淹没了。白求恩仍然镇定地站在手术台旁。他接过助手递来的镊子，敏捷地从伤员的腹腔里取出一块弹片，扔在盘子里。
敌机不断地在上空吼叫。炮弹不断地在周围爆炸。师卫生部长匆匆赶来，对白求恩说：“师长决定让您和一部分伤员离开这里。”白求恩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撤走部分伤员。至于我个人，要和战士们在一起，不能离开。”部长恳求说：“白求恩同志，这儿危险，让您离开这里，是战斗形势的需要哇！”白求恩说：“谢谢师长的关心。可是，手术台是医生的阵地。战士们没有离开他们的阵地，我怎么能离开自己的阵地呢？部长同志，请您转告师长，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不是你们的客人。”白求恩低下头，继续给伤员做手术。
一连几发炮弹落在小庙的周围。庙的一角落下了许多瓦片。挂在门口的布帘烧着了，火苗向手术台扑过来。助手们赶忙把火扑灭。担架队抬起做过手术的伤员，迅速向后方转移。白求恩仍然争分夺秒地给伤员做手术，做了一个又一个。
齐会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胜利结束了。白求恩大夫在手术台旁，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
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怀念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节选）
马骅
轮船离开孟买后一路上经过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然后从香港进入中国。一路上他们受到当地华侨和印侨的热烈欢迎。不同地方的欢迎人群，但唱的是同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那也是柯棣华学会的第一首中国歌曲。
1938年9月17日，医疗队抵达广州。第一个上船来欢迎他们的是当时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席宋庆龄。柯棣华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她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年轻女士。作为共和国奠基人的夫人，她衣着简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的傲气。”抵达中国后，医疗队为了避开日寇的封镇，辗转经过长沙、武汉、宜昌、重庆，于1939年2月12日才抵达延安。
他们抵达延安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并结识了许多著名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并设宴招待他们。柯棣华写信告诉家人，他简直不敢相信，毛主席在那么简陋的窑洞里，点着煤油灯写下了那么多关于世界形势分析，制定了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政策和策略，指挥着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毛主席问了他们许多问题，包括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各政党的内外政策、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还为印度医生提出三项任务：一是要做好医务工作；二是学习政治；三是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后来在延安的日子里，他们多次见到毛主席，还曾为周恩来副主席摔伤右臂做过手术医疗。他们在延安深受中国军民艰苦奋斗和团结抗日精神和行动的感染。柯棣华给家人的信中说：“我来到这里不久后就感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待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士兵，都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按印度的卢比计算，一个士兵的月收入约3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最多也不过5卢比。然而，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为求得民族解放，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大搏斗。我在这里看到了新天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我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解放区，是最伟大、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他还为印度报纸撰文说：“八路军的战士，真配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在任何艰苦战斗中，都是英勇卓绝奋不顾身的。他们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证明：一支坚决抗战的人民军队，尽管技术上落后，但却凭着政治觉悟和卓越的战斗精神，战胜敌人。即使是喜马拉雅山一样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成功的关键在于灵活地把科学应用于客观具体情况。”
1939年5月24日，毛主席写信给尼赫鲁说：“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接受印度国大党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派来的医疗队。我想告诉您，印度医疗队已经在这里开始工作，并受到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欢迎。每个同他们接触的人都对他们与我们同甘共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我们借此机会感谢伟大的印度人民和印度国大党，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的医疗和物资援助，希望印度国大党和人民继续帮助我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印度医疗队先是在延安窑洞里协助建立了“模范医院”，主要治疗从前线接回来的重伤员。后来受到白求恩大夫事迹的鼓舞，柯棣华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要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外科医生不能等着把伤员送来治疗，在血浆和药品奇缺的情况下，外科医生应该到前线去，那样会挽救更多战士的宝贵生命。毛主席同意了他门的请求，并亲自为他们饯行。后来，他们在八路军警卫战士的护送下，夜闯日寇封锁线，第一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于1939年12月抵达了由朱德总司令亲自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个团作随军医生。1940年，由于生病或其他原因其他几位印度医生陆续回国，只有巴苏华和柯棣华仍然留在抗日根据地，巴苏华调回到了延安，柯棣华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在位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该医院第一任院长，兼卫生学校外科教员。在此期间，晋察冀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扫荡最多的地区，他目睹了日寇的战争暴行。他与八路军战士们同甘共苦，有时甚至并肩战斗。有一次，他在离战场只有一公里的地方连续工作72小时，在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他以高超的外科技术挽救了无数抗日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生命。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仅一年当中，他就完成了450多个外科手术。他还为卫生学校制定教学计划，并且亲自编写了外科手术讲义。他在给巴苏华的信中说：“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我在性格、思想方面经历着显著的转变。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也像中国人和每个爱好和平的人一样，责任就是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我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了。”
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柯棣华与卫生学校的教员郭庆兰结成了夫妇。他们诚挚的爱情是在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中产生的。1942年8月23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聂荣臻同志为孩子取名“印华”，以纪念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的是，他在1940年8月患上了绦虫病，并在1941年6月转癫痫，但他仍忘我地工作。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