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文拓展：
（一）一角钱里的爱
苇笛
我停下了脚步。
在我的眼前，是一只四四方方的捐款箱，透明的玻璃箱里，密密麻麻的都是零钱，最多的是面值一角的硬币。捐款箱的上方，是醒目的一行字：为了贫困儿童的课外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元的硬币，投入了箱中。
自从留意到这只设在书店收银台旁的捐款箱，每次经过时我都会投点零钱进去，有时一元，有时五角，有时甚至只是一角。
有一次恰好与一位朋友同进书店，见我只投入一角钱，朋友大为不解：“这点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一角钱能有什么用呢？”那一刻，我沉默了，没有回答朋友的问题，因为，我从不曾考虑过，一角钱到底有什么用。在这座城市里，一角钱连一份报纸也买不来。然而，既然一颗露珠可以滋润一片花瓣，一缕阳光可以照亮一个角落，一抹微笑可以温暖一颗心灵，一角钱又怎能没有用处呢？ 我相信，当它转化成一行文字后，一定能够照亮一双曾经黯淡的眼睛， 依然时常从捐款箱前走过，依然时常向里面投点零钱。
春节前的一天，当我又一次从捐款箱前经过时，却惊讶地发现平时几乎塞满了的捐款箱变得空荡荡的，仔细一看，满箱的零钱已被人整理好后兑换成了整齐的百元钞票。那厚厚的一沓百元钞票用皮筋捆得紧紧的，静静地躺在箱中，看起来大约有几千元。那一刻，我猛然想起了一句话：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同时想起的，还有李连杰创立的“一基金”。作为功夫巨星、亿万富翁，李连杰创立“一基金”的理念却是“一个人、一个月、一元钱”。这一理念是如此的朴素、平凡，却又是如此的真挚、深情，相信秉承这一理念的“一基金”将会吸引无数善良的人们，也将改变无数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的命运。
不去书店的日子里，仍会想起那只捐款箱，想起躺在箱中的一角一角的硬币、纸币。它们的面值是那么的微小，微小到日常生活中常常被人忽略不计。在金钱的王国里，它们大概都是些毫不起眼的小草与小花吧？
然而，谁都知道，正因有了无数的小草与小花，大地上才有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二） 爱之链
在一条乡间公路上，乔依开着那辆破汽车慢慢地颠簸着往前走。已是黄昏了，伴随着寒风，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飞舞的雪花钻进破旧的汽车，他不禁打了几个寒战。这条路上几乎看不见汽车，更没有人影。乔依工作的工厂在前不久倒闭了，他的心里很是凄凉。
前面的路边上好像有什么。乔依定睛一看，是一辆车。走近时，乔依才发现车旁还有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她满脸皱纹，在冷风中微微发抖。看见脸上带着微笑的乔依，她反倒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乔依很理解她的感受，赶紧安慰她说：“请别害怕，夫人，您怎么不呆在车里？里面暖和些。对了，我叫乔依。”
原来她的车胎瘪了，乔依让她坐进车里，自己爬进她的车底下找了一块地方放置千斤顶。他的脚腕被蹭破了，因为他没穿袜子。为了干活方便，他摘下了破手套，两只手冻得几乎没有知觉。他喘着粗气，清水鼻涕也流下来了，呼出的一点点热气才使脸没被冻僵。他的手蹭破了，也顾不上擦流出的血。当他干完活时，两只手上沾满了油污，衣服也更脏了。
乔依扣上那车的后备箱时，老妇女摇下车窗，满脸感激地告诉他说，她在这个荒无人烟地地方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她又冷又怕，几乎完全绝望了。老妇人一边打开钱包一边问：“我该给你多少钱？”
乔依愣住了，他从没想到他应该得到钱的回报。他以前在困难的时候也常常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从来就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乔依笑着对老妇人说：“如果您遇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请您给他一点帮助吧。”
乔依看着老妇人的车开走以后，才启动了自己的破汽车。
老妇人沿着山路开了几公里，来到了一个小餐馆，她打算先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餐馆里面十分破旧，光线昏暗。店主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热情地送上一条雪白的毛巾，让老妇人擦干头发上的雪水。老妇人感到心里很舒服。她发现这位女店主的脸上虽然带着甜甜的微笑，可掩盖不住她极度的疲劳。更重要的是，她怀孕至少有8个月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忙来忙去地为老妇人端茶送饭。老妇人突然想起了乔依。
老妇人用完餐，付了钱。当女店主把找回的钱交给她时，发现她已经不在了。只见餐桌上有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里面装着一些钱。餐桌上还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我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了我。现在我也想帮帮你。”女店主不禁潸然泪下。
她关上店门，走进里屋，发现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倒在床上睡着了。她不忍心叫醒他。他为了找工作，已经快急疯了。她轻轻地亲吻着丈夫那粗糙的脸颊，喃喃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乔依……”
（三）报纸的故事
1935年的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
“订那个干什么？”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
“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
“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
“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她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有了吗？”
“有了什么？”
“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综合拓展：
各国钞票的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