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课 孔子
孔子酒醉枣子集
春秋时期，百家学派蜂拥而起，学术争鸣十分激烈，门户之间的攻讦时有发生。然而，儒学的创史人孔子却没有门户之嫌，老子虽然是与儒学鼎足而立的道派代表，但由于孔子十分仰慕老子的名声和才学，依然和学生子路一道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由曲阜学园前往苦县。（今鹿邑县，老子的故里）拜见老子。
这天，孔子师徒驱车来到苦县。则一进入县境，便有异香频频飘来，孔子大为惊诧，认为一定有上等美酒酿于老子的家乡。疑惑间已经到了枣集村，孔子师徒眼看天色将晚，便在村东的一家客栈寄宿。
夜里，月色空明，晚风习习，枣集村的酒香阵阵袭来，芳香沁人心脾。于是，孔子师徒酒兴大发，心情亢奋不已，辗转不能入寐，孔子随命子路前往打酒。稍顷，子路从枣集村打酒而归，师徒二人如获到宝，便开怀畅饮。因为枣集村的酒酒香宜人，甜美非同一般，师徒二人的酒兴便一发而不可止，直喝到夜阑更深，月沉西天，以致喝得酩酊大醉。
第二天日高三杆时，师徒二人仍然神态朦胧，醉意犹存，但身心却感到异乎寻常的愉快，似乎经过了神明的超度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为此大为感叹：“美哉！然惟酒无量不及乱。”就连同一向言谨行慎、唯礼是从的孔圣人也没有经得起枣子集美酒的诱惑。孔子酒醉枣子集一事，成为千古佳话。
做官的要点
子贡要担任信阳令，上路之前向孔子辞行。
孔子说：“尽心尽力地去顺应百姓的心意，把握好时机，不要侵夺，也不要居功子傲，不要采取残暴的的方式，不要盗取什么东西。”
子贡说：“弟子端木赐虽然跟随着夫子学习君子之道的时间很短，但是，既然学君子之道，怎么还会去做盗取之事呢？”
孔子说：“自己不肖却把贤者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就叫做侵夺；自己虽然贤德，却把不肖者的功绩据为己有，这就叫做居功自傲；号令下得缓慢，责罚却很急促，这就叫做用残暴的方式；把别人的善事窃为己有，这就叫做盗取。名为君子，难道一定是盗取钱财才叫做盗取吗？我听说过这样说法：懂得做官之道的人，遵奉法令而求有利于百姓；不懂得做官之道的人，徇私枉法而侵害百姓。徇私枉法和侵害百姓，这两者都是怨恨产生的原因。”
子贡道：“弟子记在心中了。请问还有什么要告诫弟子的吗？”
孔子说：“面对上级官员的时候，没有比心平气和更重要的了；面对财物的时候，没有比廉洁更重要的了。能够守住廉洁和平心静气，就没有什么可被人攻讦的了。隐藏起别人的善言善行，这是遮蔽贤德的人；宣扬他人的恶事，这是小人的做法；不在私下相指正却在公开场合相攻击，这是不足以使人亲近的做法。说出他人的善言善行，只会有所收获而不会有所伤害；宣传他人之恶事，不会有什么收获而只会有所伤害。所以，君子言语一定要谨慎。不要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话说出口的时候要加以选择，使自己口中所说的和耳朵听到的他人的议论相一致。”
孔子重“和”
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