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忘的八个字

玛丽·安·伯德

　　我气恼，我愤恨——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是裂唇！我一跨进校门，同学们就开始讥笑我。我越来越敢肯定：除了家里人以外，没人会爱我，甚至没人会喜欢我。

　　二年级时，我进了老师伦纳德夫人的班级。伦纳德夫人很胖，很美，温柔可爱。她有着金光闪闪的头发和一双黑黑的、笑眯眯的眼睛。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敬慕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她。因为这里有个很不一般的缘故——

　　我们低年级同学都要进行“耳语测验”。孩子们依次走到教室的门边，用一只右手捂着一边的耳朵，然后老师在讲台上轻轻说一句话，再由那个孩子把话复述出来。可我的左耳先天失聪，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不愿把这事说出来，那样同学们会更加嘲笑我的。

　　不过我有办法对付这种“耳语测验”。早在幼儿园做游戏时，我就发现没人看你是否真正捂住了耳朵，他们只注意你重复的话对不对。所以，每次测左耳时，我都假装用手盖紧右耳朵。这次，和往常一样，我又是最后一个。每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的“耳语测验”都做得挺好。我心想，老师会说什么呢？以前，老师们一般是说：“天空是蓝色的”，或者说“你有没有一双新鞋”等等。

　　终于轮到我了。我把左耳对着伦纳德老师，同时用右手紧紧捂住右耳，然后，悄悄把右手抬起一点儿。这样就足以听清老师的话了。

　　我等待着……然后伦纳德老师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仿佛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直射我的心田，这八个字抚慰了我受伤的幼小的心灵，这八个字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这位很胖、很美、温柔可爱的老师轻轻说道：“我希望你是我女儿！”

 

（二）唯一的听众

郑振铎

用父亲和妹妹的话来说，我在音乐方面简直是一个白痴。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不敢在家里练琴。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楼区后面的小山上有一片树林，地上铺满了落叶。

尽管这里没有父亲的妹妹的评论，但我感到懊恼，因为我显然将那把“锯子”带到了林子里。我不由得诅咒自己：“我真是个白痴！”

当我感觉到身后有人而转过身时，我吓了一跳，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双眼平静地望着我。我的脸顿时烧起来，心想，这么难听的声音一定破坏了这林中和谐的美，一定破坏了这位老人正独享的幽静。

我抱歉地冲老人笑了笑，准备溜走。老人叫住我，有一束阳光透过叶缝照在她满头银丝上。

我指了指琴，摇了摇头，意思是说我拉不好。

“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就在每天早晨。”

我被这位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我羞愧起来，同时暗暗有了几分信心。嘿，毕竟有人夸我了，尽管她是一个可怜的聋子。我于是继续拉了起来。

以后，每天清晨，我都到小树林里去练琴，面对我唯一的听众，一位耳聋的老人。她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

若在以前，妹妹总会敲敲门，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已经不在乎了。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一种力量在我身上潜滋暗长。我不再坐在木椅子上，而是站着练习。我站得很直，两臂累得又酸又痛，汗水湿透了衬衣。每天清晨，我都要面对一位耳聋的老人尽心尽力地演奏；而我唯一的听众也一定早早地坐在木椅上等我了。有一次，她竟说我的琴声给她带来快乐和幸福。我也常常忘记了她是个可怜的聋子。

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终于有一天，我拉的一曲《月光》奏鸣曲让专修音乐的妹妹大吃一惊。妹妹逼问我得到了哪位名师的指点，我告诉她：“是一位老太太，就住在十二号楼，非常瘦，满头白发，不过——她是一个聋子。”

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珍藏着一位老人美好的心灵。每天清晨，我还是早早地来到林子里，面对着这位老人，这位耳“聋”的音乐家，我唯一的听众，轻轻调好弦，只是在一个美丽的清晨……

每当拿起小提琴，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位耳“聋”的老人，每天清晨里我唯一的听众…

 

（三）把掌声分给她一半（节选）

鲁光

这是发生在1979年夏天的一件事。中国女排访日比赛的最后一场。

中国队轻取前两局，从第三局开始，处于逆境。新手郎平的重磅扣杀，屡不奏效。孙晋芳提醒她：“郎平，注意攻球线路！”郎平竟然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郎平冲着她说：“给球高一点！”小孙心里掠过了一丝不悦的阴影。球，在场子里飞过来飞过去，仿佛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情之物。其实，它还是有情有意的。运动员的喜怒哀乐，即使是瞬息的变化，都无不在它的身上反映出来。尽管袁伟民还不知道场上发生了什么矛盾，但从性格外露的苏州姑娘撇起来的嘴巴上，已经洞察到小孙心里有了不痛快事。他叫暂停，把她换了下来。因为场上的局势正吃紧，袁伟民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便叫坐在身边的邓若曾去跟她谈谈。

邓若曾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他是队里谁人都知的恨铁不成钢的婆婆嘴。心是好得没法子说，嘴上却数落你个够呛。他对孙晋芳说：“不管场上出现什么矛盾，你也得把球打好。有什么事，下来再解决，这是祖国荣誉攸关的事！……”小孙重新上场时，嘴倒不撇了，也想扭转败局，但遗憾的是怎么也扭不过来，最后还是输掉了这场球。

回国后，领队和教练又相继找她谈心，党小组也开会帮助她。起先她心里还不服。心想，一个新队员，在场上竟然不理睬一个老队员和场上队长的提醒，而且还用那样冲的口吻要求老队员，未免太那个了吧！她跟郎平住一个屋，有几天进进出出都相对无言。但小孙毕竟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姑娘，有天晚上，终于开口了：“郎平，那天场上，你对我的提醒怎么理也不理呀？”郎平惊讶地问：“你提醒我什么来着，场上吵闹得太厉害了，我一点也没有听见呀！”

糟糕，真糟糕！原来是自己误会了人家。当然，郎平年轻气旺，性子也直，老扣不死球，心里焦急，说话口气可能冲了一点，但郎平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何况这是一个误会呢。即使郎平真的责怪她，自己也应忍辱负重，以祖国荣誉为重呀！输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她与主攻手配合失调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失。要知道，在二传手与主攻手之间，是不能有半点疙瘩的。她悔恨自己心胸不宽阔，决心继续磨练自己，要把心海中的暗礁一块一块炸平。

看，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意志在磨炼自己啊！明明她是忍受着腰伤坚持训练，但指导却一个劲地点她的名：“小孙，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她不知为此类事抱过多少委屈：又不是我不好好练，干吗老盯着不放呢？指导却说：“你是队长，是全队的灵魂，对你要求就是要不一样。”有时，袁伟民还存心找茬“整整”她。那天是孙晋芳一个人练防守。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嘴又撇了起来。袁伟民和邓若曾心想，今天就要整整你的这个倔脾气。他们对场上的其他队员说：“你们都不练了，过来看小孙练！”小孙一听，更不高兴。打了这么多年球，她还是头一次碰上这一招呢！我又不是没有完成任务，干吗要跟我这么过不去？但当着这么多队友的面，不好发作，只得强压着心里的火气。袁伟民对围拢过来的姑娘们说：“今天小孙什么时候说练顺了，就完事。”他不停地给她扔球，小孙前后左右扑救。姑娘们站在一旁为自己的队长呐喊加油。小孙的脸仍然绷得很紧，一丝笑意也没有。

第二次休息之后，孙晋芳终于说了：“指导，我气顺了。”但脸上还是没有一丝笑容。袁伟民心里也明白，嘴上说是顺了，心里并没有顺。不过，对孙晋芳来说，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句话来，还是很不容易的。当晚，袁伟民找这位同乡谈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她说：“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解开吧？”小孙突然来了一句：“我的犟劲是向你学来的呀！人家都说你当运动员时，比我还犟呢！”袁伟民笑笑：“犟劲也有好坏之分。你不要学我不好的那种犟劲嘛！”小孙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了。袁伟民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不是我和邓指导要你小孙拜倒我们脚下，服服贴贴地顺着我们。不是的，这是场上的需要，事业的需要。你想想，你是场上队长，我们的指挥，我们的战术意图，都是要通过你去实现的。一局球，我们只能暂停两次。每次只有半分钟。我们的意见再好，你不去兑现，也等于零。况且，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起伏，会直接影响队员，影响胜负……”这些亲切、真诚的话语，像一股温煦的春风，吹进了她的心扉。她的气，真正顺了。

船呀，终于撑进了她的心海！她熟知每一个同伴的性格、脾气、身体和技术，比赛时总号着她们的脉搏给球。郎平的性格爽朗，兴奋时容易跳早，球要给高些。她身体疲惫时，容易跳不起来，球要给近网，不给远网。招娣敢打敢拼，是一员虎将，但有点愣，发急时，不能轻易给她球，而要提醒她：“招娣，别急！别急！”毛毛勇敢倔强，技术全面，什么球都能打，不过给球还是宁近勿远，宁矮不高，宁快不慢，晓兰性格内向，稳得住。亚琼不能埋怨，要多鼓励。梁艳年轻，眼疾手快，给球的速度要跟得上……

凭着她对每个同伴的这种细致的了解和充分的信任，也凭着每个同伴对她的了解和信任，六个上场队员默契得恰似一个人一样。你看，在发球前的一刹那，同时有两三个攻球手把手伸到身后，向她发出打什么战术的信号。她如电的目光飞扫而过，灵敏的头脑迅速进行分析，而且马上用手势回答同伴……于是，一套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打法：平拉开、短平快、交叉、背蹓、……纷纷呈现在你的眼前；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就由她导演出来；一支支悦耳的乐曲，由她指挥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