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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巴 金
像先生这样懂得所谓“人情世故”而且知道旧社会很深的上了年纪的人，怎么能够跟青年人做朋友而且有亲密的的关系呢？
也许有人不了解，其实先生跟别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不同的是他由壮年到老年，还是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也显得年轻，而且跟年轻人一样地纯真。
对付敌人他可以利用他那些关于旧社会的知识，可以利用他那些“人情世故”；对待青年他却非常天真而且善良。
以前，他同他的学生孙伏园一起旅行陕西、厦门、广州，他看见孙伏园体弱，便常常自动地替孙伏园打铺盖卷。这一类帮助年轻朋友的事，在先生的一生中，其实是很多的。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地爱护青年。我记得有一回有人请先生吃饭，几个有地位的人在席上一致指摘一个青年编辑的缺点，先生不满意这种缺席裁判，不待终席便拂袖而去。这个青年编辑就是《译文》期刊的编辑黄源。
这以后《译文》停刊了，黄源也失了业。他为了《译文》复刊的事情四处奔走。他常常去看先生，有一回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了，我觉得很难过。” 这是很自然地说出来的。
正因为先生对每一个青年朋友都这样深切地关心，所以在柔石等五位烈士牺牲以后，他会写出像《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样充满悲愤的文章。
文学家之魂
内山完造
倘若以一言来形容鲁迅，我只能说他有着古武士之气概和中国式的血肉之躯，该强硬的时候他绝不妥协。这与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与郭有相当深的交情，他主要偏向于政治，所以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政治家的气质。而鲁迅则是纯粹彻底的文学家，文章犀利伸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至死都在拼命伸展抵抗。
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托我找他时任南京宪兵队长的一名学生来见他。先生说：“带他来见我。”那名学生去见了先生，“我来看老师了。”学生没说上几句话就回去了。
不久后先生收到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委婉，大意如下：
前几日得见老师，激动欣喜之情不胜言表。老师现在卧病在床，而针对老师的逮捕令已发出十年，至今未撤，作为您的学生，我的立场也很尴尬，所以一直想撤销对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现在自行撤销的话，只怕日后您会有所不满，所以特询问您的意思。
那天鲁迅先生又晃悠到我家，说道：“老板，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从南京来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给我来了封信，言辞恳切委婉至极呀，说是想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这就来给那家伙回信了。”“好不容易撤销了，那不是很好吗？”我问他。他回答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突然撤销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会让我感到寂寞冷清的，所以信中已说明让那家伙不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了。”
之后先生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到了要选择疗养地进行专门疗养的地步了。须藤医生建议到镰仓疗养，因为东京耳目太多，实在不合适调养身体。我个人觉得云仙还不错，先生肯定会喜欢，于是就预先把房子租好了。
先生本来预计八月一日动身前往云仙，可从南京来了几个探病的，说他病情有所好转，建议他去德国漫游一趟。
后来先生告知我：“老板，这次无论如何都不去云仙了，现在那些家伙来让我去德国留学，说为避免蒋的骚扰最好还是去德国。去云仙的话我就成了一个逃兵，也就意味着我输了，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了。”先生决心已定，只要是他说“不”的事情就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虽然略显顽固，但也有一定的好处。
每次说到“藤野先生”的事，先生总是眉飞色舞，饶有兴致，仿佛那些事情已经根深蒂固了一般，而《藤野先生》一文现已收入“岩波文库”的翻译集里。据说先生在北平的时候，书桌前挂有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天在这张照片面前学习，当困意来袭想偷懒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又奋发起来继续学习。每次谈到翻译的事情时他定会强调要把《藤野先生》一文译出来。对于在日本的诸多事情，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他从来都是态度分明，可是对于藤野先生，总是毫无条件地一并说好，报以百分百的敬慕之情。⑽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总是毫无掩饰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国的姿态》这本漫谈书中写到中国的优点，可对此先生却批评道：“老板，这可不行啊。过度的夸奖会让孩子们得意忘形的。书总要起点教育作用，所以还是得从头彻尾地多加批评才是。”我回答说：“可是，这确确实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啊。”先生遂又回道：“要是我就不会这么写，但因为是老板写的，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要换成我，是断然不会这么写的。”语气依然强硬，坚决批判中国人的缺点。
中国人普遍不喜欢《阿Q正传》，因为该书描写了中国全体国民的姿态，大家都觉得“这是在写我”。而主人公阿Q的性格是中国全体国民性格的缩影，由于该书毫不留余地地加以揭露和描写，以至于有些人看完后要起来抗议。
但是先生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实际上他真的在担心着中国的命运，记得他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如同阿拉伯沙漠，国内由于战争在不断地沙漠化，而国外又在不断地加速扩大沙漠化，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沙漠化。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将被逼到饥饿的战线上，到这时，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了，而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不幸了。”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先生把中国的未来清晰地摆到了自己的眼前，这番话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国必须得改变当下的行进方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全面清晰的剖析。
综合拓展
鲁迅与《毁灭》和《铁流》：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十分重视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文学，尤其注重介绍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鲁迅着力推荐的作品是《毁灭》和《铁流》。鲁迅认为：“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影踪。”鲁迅把这类作品看作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渴望的精神食粮。因此他一方面鼓励曹靖华翻译《铁流》，一方面“经过不少艰难”亲自翻译《毁灭》，并且自费印刷出版。